1937年9月，山西五台县的山路上，徐向前遇见了多年未见的父亲。离家已经12年，他原本牵挂家中亲人，却没想到先听见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。重逢的喜悦，就这样被沉重的家事压了下去。 这次回乡，徐向前并非专程探亲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受命参与山西方面的工作，任务紧迫。经周恩来等人劝说，他才抽出时间回五台老家看看。工作与亲情交织在一起，也让这趟短暂的归程格外复杂。 父亲起初没认出眼前的军人。徐向前唤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又报出自己的乳名，老人这才确信儿子回来了。家中姐姐、嫂嫂和女儿都在，亲人围坐一处，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多年隔绝，感情还在，熟悉却已经生疏。 母亲去世多年，临终前常在梦里叫儿子的名字，这是家人后来告诉徐向前的。这样的细节，比许多豪言壮语更能说明离别留下的缺口。革命道路上，个人与家庭的牵挂并不会消失，只是常常被更紧迫的责任压在心底。 村里人也闻讯赶来。有老人听说外面传言徐向前成了“匪”，便挤到跟前打量他。徐向前用玩笑回应，围观的人笑了起来。短短几句，冲淡了陌生感，也让这位离乡多年的军人重新回到乡亲熟悉的生活里。 真正让徐向前意外的，是家人讲起的一段往事。蒋介石方面曾派人打听他的去向，父亲设法应付过去；而阎锡山长期主政山西，家人却没有因此遭到伤害。徐向前在回忆中提到，自己离家参加革命12年，阎锡山没有为难他的家人。 这句话不宜读成对阎锡山政治立场的认同。两人所走道路迥异，徐向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将领，阎锡山则是山西地方实力派。回忆中的这份承认，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：在那个局势紧张、牵连常常及于家人的年代，徐家人平安度过了那段日子。 徐向前早年与阎锡山并非没有交集。1901年，他出生于山西五台县；1919年前后，进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。学校带有军事化色彩，管理严格。五四运动发生后，学生参加爱国活动，阎锡山方面对学生运动的态度，也使徐向前逐渐看清自己与地方当局之间的距离。 离开家乡后，他走上另一条道路，进入黄埔军校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投身革命。后来他在红军和八路军中担任重要职务，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。对阎锡山来说，这位同乡又是共产党将领；对徐向前来说，阎锡山首先是掌握山西军政权力的地方统治者。 因此，阎锡山未曾伤害徐家，与双方政治上的分歧并不矛盾。地方治理、人情关系和军事形势彼此牵连，具体做法也会因人因事而异。把这段往事简单解释成同乡情谊，未免过于轻巧；把它说成政治上的宽容，同样缺乏依据。徐向前留下的记述，核心只是对家人平安的确认。 徐向前后来担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，亲属曾希望得到照顾。据相关回忆，他没有因亲缘关系而给予特殊待遇，还向亲人解释干部不能把公权用来办私事。这一处与早年的家事形成对照：他承认阎锡山没有伤害家人，却不因此接受阎锡山式的用人和处事方式。 一段回忆的分量，往往就在它没有夸大之处。徐向前记下的不是一场和解，也不是对旧日政局的评判，而是离家12年后，家中仍有人等他归来，且亲人没有因他的身份受到伤害。对一个长期在外征战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事实已经足够沉重，也足够清楚。 特别